竺摩法师与大马佛教

　　继程法师

　　前言

　　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当已届四十二岁的竺摩法师踏入了马来西亚的国土,从此法师的生命与大马的人民与佛教便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大马佛教有广大的空间让法师开拓,法师也的确为大马佛教开拓了广大的空间。

　　法师来马的近因是由槟城菩提学院邀聘为导师,兼於菩提中学教授佛学课程。当时菩提学院可算是佛教的重要组织,因为在学院的住持、住众及大德居士们的合作下,办有小学,进而再办中学,是马来亚最早由佛教组织开办的学校;也还是目前仅有的两间佛教组织开办的小学之一(另一为马六甲的香林小学),以及唯一的中学。

　　然而若追溯更远的因缘,可从法师编述的〈学年简谱〉中,看到法师於三十四岁,也即是一九四六年时,提及的事件:师感圣恩,故放下万缘,专心修持,一晚在一佛光中又见老媪引师至地藏殿烧香,指示业缘未尽,寿数将终,若勤诵地藏经,当有隹讯。醒后每日诵地藏三部,诵至第四十九日,梦中先闻耳边炮竹庆祝声,然后又看见佛光。走入一寺门……抬头忽见地藏菩萨从大殿中间座位上走下来,走出边门,师见菩萨相好庄严逾恒,扑地顶礼,而菩萨已先下拜……忽又听见声音:「南方世界,汝有千万可度之机……」今师於南洋,法雨遍施……足证大士之指示正确,所言可信。(见《简谱》12页)

　　在学佛生涯中,法师虽然熟读经藏,并常开法宴,且以艺术度众,但在行持中,法师是较偏於信愿行的,对於礼忏诵经念圣号之功课,持之甚勤,此亦可见法师於四十五年三十三岁时之事件:

　　是年师忽患大热症,中西医药皆罔效,自知生命垂危,不思饮食,於卧病中,专称「观世音菩萨」圣号。过七昼夜,於惺忪中忽见圆光,师自见身如小童,光中有一老媪背师入一大寺院,在众多塑像中见到观音大士,师即强媪将之放下,扑地顶礼,头再起时,光灭人醒,汗散遍体,浓痰尽出,身轻自在,病已不药而愈。诊疗医生乃一基督教徒……亦惊叹佛教不可思议,有此奇迹。

　　翌年便发生「南方渡众」之指示,从此:师因从佛法中获得修持之体验,以及事实之印证,信心坚固,用功甚勤。(皆见〈简谱〉12页)在法师信愿行持中,感应道交之事迹颇多,但师以此为个人之事,也视之为平常,故甚少提起。除了上述生死攸关及一生转捩之感应事件,才略为述及,其他的偶尔在言谈中,会对弟子或信徒们略谈,但不着墨流传。

　　至目前,法师来马已四十多年,几经人事及政府等社会变迁。但法师在大马佛教界活跃的时候,应该是法师值壮年时代,即五十年代抵马开始,至於八十年代初期约卅年左右的时间。过后法师活动已渐渐从对外而对内,动态转入静态,除了少数寺院的活动外,已少在大众场合出现,大多数时间都在常住内。七一年从马佛总会卸任主席一职后,更是「倦勤」了。目前除了本身及徒弟的寺院挂着住持名份,也只有法师慧命所托的马佛学院的院长一职尚未辞卸。

　　在此四十多年岁月中,尤其是早期活跃於佛教界时,法师的贡献及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大马佛教界在法师的领导、带动及开拓下,开出了新的局面。因此大马佛教史学界称誉法师为「(近期)大马(汉文系)佛教之父」。

　　此称誉对法师而言,是当之无愧的,综观法师对大马佛教的贡献与功绩,可分为文化层面的建设及组织方面的建设各四项,文化层面的建设为:

　　(一) 开着书立说之风气

　　(二) 开讲经说法之风气

　　(三) 开艺文弘法之风气

　　(四) 开培材植僧之风气

　　至於组织方面的建设则为:

　　(一) 助成大马佛总

　　(二) 助创马佛学院

　　(三) 支持佛青总会

　　(四) 创建三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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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开讲经说法之风气

　　早期曾经在马来西亚弘法的法师当然不只是竺摩法师,据法师所撰的《荡执成智、真空妙有--五十年来的槟城佛教》一文中记载,当时从中国到马来西亚弘法的法师大德是不少的。但除了极乐寺开山住持妙莲和尚、第二任住持本忠法师及与本忠法师一起受邀前来的得如法师因在极乐寺而较长期驻留,以及慈航法师曾驻留菩提学院数年外,其他的法师皆未曾长期驻留,故对佛教弘法事业,较无法有系统性的进行。早期曾来马弘法之法师,包括闻名遐迩的虚云老和尚及太虚大师等高僧,还有寄东、永虔、华智、妙祥、成元、大雄、道阶、广本、苇航、等慈、惟幻、妙解、妙理、觉真、转岸、贤悟、广识、法舫、瑞今、妙钦、圆瑛等法师、皆为短期弘法性质的,后来在留星马者则有真果、明德、伯圆、宏船、广义、广馀、寂晃、胜进、龙辉等法师。

　　看起来洋洋可观的弘法僧材,在整体佛教的弘法事业上,自然有一番作为。不过在竺摩法师到来本邦之前,这些弘法事业中,较有影响的法师皆未长期驻锡,长期驻锡的法师虽然也有在弘法,却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竺师受邀来本邦时,即为教育及弘法事业而来,而以法师之学问及佛学造诣,能长期驻锡,且以壮年之龄,声誉之助,四处奔波弘法,并多处开讲经论,自然能开讲经说法之风气。

　　竺摩法师在马来亚期间,在国内及国外,曾开讲过的经典计有金刚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法华经、普门品、地藏经、善生经、盂兰盆经、弥勒下生经、般若心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十善业道经、药师经、法常住经、天请问经、佛问阿难吉凶经、弥勒上生经、理趣般若经皈依三宝品、施色力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以及劝发菩提心文、慈悲三昧水忏等等。虽然有些经典未讲完整部,或以其中数品,或只讲其要义,但对马来亚佛教界而言,这真是难得而殊胜的讲经法会了。其中一些经典的内容并不深奥,可谓是契机的因缘,毕竟本邦佛教徒,能有机会较有系统的听经闻法,因缘可说是殊胜了。

　　竺师能如此讲解经典,对於佛教中心思想及理论的推广,起了一定的重要作用。而且除了较有系统的讲经以外,法师几乎是每被邀请,便为信众说法。并曾领导马来亚佛教会弘法团到全国五个州巡回弘法,掀起了弘法及闻法之热潮,接引了不少各阶层社会人士信佛学佛。除此法师也曾多次主持佛学座谈会,通过问答的方式弘扬佛法,解答各方对佛法的疑惑。

　　竺摩法师积极的讲经说法及座谈会,对於本邦学佛的风气,是有带动作用的,并且掀起学佛热潮,不少地区的佛教团体,或因此而成立,或成立及因此而改善。重要的是法师如此四处的弘法工作,使这些地区,包括了整体佛教的信仰,从信仰的形式,渐渐的改为知识的探讨。因法师本身佛学及其他知识渊博,故能长期讲说不辍,不论在何处何时,不论受邀安排或临时受邀,皆能应付裕如,其讲经说法之内容,皆有一定的水准及丰富,又不限於一家一系的学说,故深受欢迎,而能使学佛风气广布。

　　(二) 开着书立说之风气

　　竺摩法师文学造诣,早已闻名僧林文艺界,因此在讲经说法之馀,经常执笔为文,论议佛法,时事,记载佛法事实等,皆发表於报章及佛教刊物。而法师在讲经说法时,亦多记录为讲记、或论文,乃至自己执笔成章,而广宣佛法。

　　由於演讲之时空局限,不如文字宣传之广之长久,故以竺师之文采,当然会在文字弘法工作上,更为着力。这在法师来马之前,已是如此,来马后更是如此。竺师在马弘法事业中,当以此为十分重要的部份,也因此而使大马佛教界的教育、文化工作,开了着书立说的风气。

　　根据六十年代便开始学佛的知识青年,如梁国基居士等回忆中得知,当时他们学佛时,若想找中文佛书,本地出版的,只有竺摩法师的大作。对他们来说,这是直接而重要的佛学知识之来源,对於他们学佛的影响是很大的,相信受此影响者,不只是这些知识青年,社会上各阶层之知识份子、专业人士等,要有系统的学习佛法,或研究佛学,在当时,几乎都需要通过如此管道。

　　何况法师又将他本身於五一年在澳门创办的无尽灯佛刊迁来星、马编发。虽然在这之前有本宗法师在槟城观音寺编辑狮子吼月刊,但只出十多期便停刊了。而无尽灯迁来槟城后,作为马来亚佛教会会刊,一直延续至今。这也可算是开佛教杂志在马编辑及出版的风气。有关灯刊之编辑出版及演变过程中的甜酸苦辣,竺师在百期纪念特刊中有「我与无尽灯」一文道尽了。而灯刊至今已超过四十年了,这不管是佛教刊物或其他刊物,皆可说是「长命」了,且其前景还是光明的。

　　佛教文化事业不易为,着书立说更是耗尽心神,只有任劳任怨的耐力,努力进修,才能使所写的文章及所立的学说流传下去,更对佛教的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这对法师而言,其成就应该是受肯定的。在法师驻马三十年中,除了少数几本书不在本地出版,几乎大部份的书都是在马期间编印的。有的文章或经典讲记固然不在本地发表,但收辑成书时,却是在本地出版的。因此对本地文化工作而言,就不只是佛教界荒凉园地的甘泉,更是出版事业贫瘠的华人社会文化事业的沙漠绿洲了!

　　除了近年编辑的篆香室文集的全套在星洲编印,及去年由台湾巨龙出版社编印的选辑(《竺摩长老佛学全书》)外,竺师在马期间出版,并多以无尽灯杂志社及慧堂印经会编印并出版的书有多种:普贤十愿讲话、维摩经讲话、地藏经讲话、普门品讲话、药师法门讲要、金刚经讲话、般若心经讲话、阿弥陀经讲话;菩提漫谈、真理的光明与温暖、正觉的启示、净土之赞扬与认识、佛教与人生之关系;佛学问答第一、二集、佛学问答座谈、西游诗章、篆香室文集、南游寄语、初中佛学课本(三册)、净土丛谭等等。

　　洋洋洒洒的廿几种,在大马佛教界,乃至汉文系佛教的影响有多大,不易下定论或评估。然而笔者本身学佛时,即阅读法师多种大作而了解佛法,并能依之弘法讲课。而更重要的,这在大马佛教界,已开着书立说之风气。

　　(三) 开艺文弘法之风气

　　以十五岁之稚龄,便能以「百鸟衔花遍界香」一句来接宁波观宗寺根慧方丈诗「一炉缥渺香烟起」的守志沙弥,便显露了其诗才。

　　竺摩法师的诗词书画是佛门及艺林齐声赞叹及肯定的,因此才子式之才华才情使法师在一生弘法的事业上,有了更大的空间,也多了不少方便,而能得心应手,接引了不少艺文界之师友,共同学佛参禅游艺。

　　法师自小便才华横溢,可谓是天才,除了显露诗词对联等古文学的才华,白话文学造诣也颇高。所写的诗词文章,优美典雅,情思清朗,理路明晰。不论是文字弘法,着书立说,情理并茂,乃至以诗词传教,都是竺师的长处。

　　竺师之书法,也是艺林一绝。弘一大师出家后,摒弃一切艺术只留书艺,在弘公一生弘法事业中,是为重要之一环。对竺师而言,书艺弘法也当如此。法师书法造诣之高,是公认继弘一大师后之第一人。竺师之书法为其艺术才华之流露,而称之为「才子字」,意即写书法而达此境者,只有天才才行。因此对於师父之书法,甚为欣赏,乃至本身在学习写墨字时,也常会有模仿之笔法风格出现。有人认为好,也有人认为如此不好,而我要直接的说,这是永远学不来的。因为这是「才子字」,是有艺术天份者自本身的才华中流露的,必然自成一格,他人无论如何努力模临,也都只能写得像,或外形的神似,而无法写得获其精神或内涵。这的确是事实,我只是尽量从师父的艺术才华中去学习,希望缺少艺术天份的自己,也能因此沾点才气,而以书法这门艺术作为弘法善巧的一种。

　　法师的艺术才华及其「才子字」,在他与忘年之交的艺术大师高剑父因缘际会的相交时更受肯定。高剑父是中国近代画坛岭南画派的创始者,在中国近代艺坛之地位甚高,据法师自述与剑老会面及交往,是在一九三五年至四二年避战於港澳期间,时法师应香港东莲觉苑属下之功德林讲维摩经:

　　讲经期间,高剑父来林访师,见师所书「屏条」;颇有新意,便曰:「既能作书,何不学画?学佛我可奉汝为师,学画则汝须师我!」次日亲持狂草一联见赠,联曰:「莫问有无法,已空生灭心」。上款题「竺摩我师博粲」,下款则题「建国三十年秋,试粥饭僧剑父手制墨」。师逐事高剑老习画,日与过从,游於艺,耽於禅,成忘年之交,是亦师擅丹青之缘份也。此段亦师亦友,互为师弟之交往,在僧林艺坛,皆为美谈。

　　虽然法师也曾多次开办书画展,但法师书画送人多而展卖少。盖因法师非一般书家画家,不必靠艺术养生。书画艺术只是法师弘法善巧方便之一门,故可送人的,就不必卖了。信徒与艺文界之朋友,皆以获得法师亲赠之墨宝丹青为荣;收藏者虽也会在书画展上购买,且书艺界也有人高价收购,但若得法师亲手赠送,更为珍贵。

　　然而此艺术才华之弘法工作也带给法师一些困扰,故对於弟子等,尤其是出家之弟子,法师皆不鼓励,也从不教授。这也许是出家之弟子中,也没有能够具有此艺术才华而足以传授者。不过因此艺术管道的弘法,法师在艺文界地位颇高,也经常与本地古典诗坛之诗友们唱和吟颂,从中也度了不少文艺界朋友。他们未必都信佛学佛,但对於法师之诗词情怀、文章人格,多有肯定与认同、崇敬,这对於佛法的弘扬,也可以达到潜移默化之效吧!

　　(四) 开培材植僧之风气

　　竺摩法师宿植德本,从小便显露出家之慧根,故十二岁便出家了。在乃师白云上人的细心栽培下,曾亲近师叔芝峰法师当闭关侍者,根慧方丈,依谛闲老法师受具,亲近宝静法师学习经教。白云上人以法师聪颖而教以天台四教仪等,芝法师虽为太虚大师高足,在法师亲近时则教读古文诗词,及始终心要,永嘉证道歌等中国禅宗典籍,而在观宗寺亲近之诸师皆为天台名宿,自然是学习传统中国天台教仪。此时竺师也随白云上人学习经忏唱念等佛教仪规。而根据中国传统讲经之教学法,法师在十七岁时,便以同学中最年轻者而能在宝静法师讲经后复讲小座,故有「小法师」之称誉。法师於十八岁时,随芝法师赴闽南佛学院正式接受较有系统的佛学教育,亲近太虚大师。当初闽院中杰出的同学是有不少的,其中后来较着名的有印顺、心道及东初法师等。法师也曾在院长虚大师回院讲课会试时考获第一。太虚大师在学院讲「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后的建设」,各同学随意笔记,法师之记录入选,虚大师於是交教务主任大醒、芝峰二老师转来一纸训勉曰:「守志思清笔雅,为少年之秀,若能多习禅,广培福寿,则前途不可限量。」法师自云「当时阅后,不胜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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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助成大马佛总

　　马来亚佛教会(后来改为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简称马佛总)的成立,是马来西亚佛教界一件最重要的大事。自此全国性、领导性的佛教总组织的成立,象征着大马佛教徒的团结精神与时代意识的提高。在此总会成立的过程中,当会是有不少的曲折与艰辛,总会之成立又是与佛教在我国兴衰有关,尤其是佛总的重要性渐渐发挥时,当时参与创会者自然都会觉得参与成立总会的深重意义与光荣。回顾过去,看看现在,三十多年来,几经人事,一些创会者已往生,其他的也年事颇高了,关於当时的过程,留下记录者也不多,这里且录一段比较早期的记录以知概况,那是竺摩法师於六一年所撰的『荡执成智』一文中关於马佛总会概况:

　　「全马各州僧伽,鉴於过去各寺院庵堂没有一个总的组织,精神散漫,不能集中力量,发展佛教事业,乃於一九五五年冬,由金星法师等出面亲访菩院,邀笔者出组大马佛教会。固辞不获,亦为其热诚感动,乃与之联合全马各地教胞,在极乐寺组织马来亚佛教总会筹备会,选出释志昆、胜进、竺摩、金明、振敏、金星、本道、黄松坡、陈宽宗、王弘法、寂晃、如贤、妙义、心一、宗鉴、清亮、性海、陈少英、释祥空、吴宽定、释明德、妙荣、林忠亿、释真果、定光、理胜、广馀、龙辉、邱金枝等廿九人为筹备委员。推笔者与金星、胜进、金明、明德、林忠亿、王弘法七人起草会章及宣言。於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呈请政府注册,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由社团注册官批准。遂遵章进行筹备工作,分别向各州登记寺庙,征得团体会员四百馀单位,个人会员约三千,初步工作完成。笔者即於此时受美国夏威夷中华佛教会之聘请,赴檀弘法。至五八年尾返国,始发动进一步之工作,并於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假极乐寺开成立大会。请本邦(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主持剪彩,全马各州代表三百馀单位,及政府长官,地方缙绅,各佛教国驻马使节,中西来宾共约二千馀人,情况空前热烈,掀开马来亚佛教史新页……」

　　此段文字应是最早有关马佛总筹备及成立概况的记载,记录颇详。

　　而竺师编述的〈学年简谱〉中,记载有关之事,也可参考

　　(一)(见16页):一九五五年六月:

　　回槟时,金星法师自甲来槟,与师商议组织马来亚佛教会,以全马佛教尚无僧众领导之总机构,恳请师出领导此组织。师感其诚,又为佛教大局设想,似觉义不容辞,惜以菩中教务繁忙,未即答应。两日后星师等又来再度恳请,并谓:「政府将登记各寺庙产业,如不组织佛总,佛教寺院行政自行处理,寺产前途堪忧。」又谓:「若无教会组织,难以申请卫塞节为公共假期。过去曾欲组织星马佛教联合会,而星在家众要当主席,故不屑为之;盖佛教会乃处理佛教之行政,佛制在家众不能管理出家众之行政,故有此恳请出面,组织全国性之佛教会。」既为保障佛教三宝慧命及寺产,并纪念佛陀,亦是佛教兴亡,匹夫有责。始答应先组织筹委会,开展筹委工作,且推重极乐寺志昆长老为主任,师愿与胜进、金明等诸师副之,而负实际筹备责任。

　　(二)(见18页)五八年十二月

　　师自美返马,曾经两年筹备之佛教会工作,因师赴美而暂停,待师归来之三数月间,才商议筹划完备。

　　(三)(见18页)五九年四月十九日

　　师领导创办之马来亚佛教会,借极乐寺召开成立大会……下午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以建会有劳,众望所归,一致公举师为佛教会首届主席,胜进、金明、本道、吴志渊、谢成金副之……

　　竺摩法师在宣言中提到成立马佛总的两大宗旨为:

　　(一) 团结教徒以致力佛化

　　(二) 宣扬教义以和乐人群

　　而竺师本身也担任佛总主席十二年才倦勤卸任。

　　观上述情况,得知法师参与创立佛总,的确曾出大力。若对当时本邦佛教界概况有所了解,便知当时的确是因缘促成;环境与时代的因素已经走到必须团结合作的时候,因此就有有眼光之法师知此利害关系而奔走,此为创会之重要因素。但届时也需要有足够威望及学养之法师为摄受,为号召。综观当时的马来亚佛教界,也许已经誉满僧林,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地位的竺摩法师是比较适当的人选了。各方因缘具足,天时地利人和,於是马来亚佛教会的成立,便水到渠成了。

　　马佛总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组织弘法团到全马多州弘法,法师亦为团长领众。另一件大事是佛总大厦,完成会所的筹建。此项工作也在竺师任佛总主席时完成。其筹建过程,许平等居士曾发表「本会筹建经过」於灯刊,报导此事颇详。兹节录其中几项事要如下:

　　一九六三年由十二位法师居士出资购得车水路中段四万馀方尺土地以筹建永久会所之用。此十二位即本道、如贤、真果、广馀、龙辉、祥空、清亮、喜禅、竺摩、明德、应空等法师及温贤贵居士。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佛总召开第一次筹建会议,即由此十二位法师居士为筹建委员并邀黄松坡居士参与其事。

　　一九六四年筹建会许爱敏申绘图师绘就图样,遂一面进行募捐,一面招人投标承建。建筑费约需五十馀万元。如贤法师首先表示愿捐出五万元,以大礼堂命名纪念令先慈(即林本金居士)。

　　佛教义学也需永久校舍,广馀、如贤二师便将此意於六六年三月筹建会上,提出二楼改建为佛义校舍,邀佛义董事参与扩大筹款。六六年五月再开会议,佛义董事参与并一致通过而改名称为「马来亚佛教会筹建会所暨槟城佛教义学校舍筹建委员会」,新组织之筹委会主席为竺摩法师,副谢成金、陈文炳、温贤贵、庄汉良、释本道、正副总务为真果、广馀二师,如贤、杨永福为正副财政,许平等为劝募主任。

　　六六年太平仁爱音乐社首先响应於槟华女中大礼堂义演,掀起全面劝捐之序幕及热潮,一举筹得十万多元。

　　长奠基。(((六七年五月三十日动土典礼,同年七月一日,请槟州王保尼首。

　　陈修信,表达要求政府拨款支助,六八年三月获中央政府批准拨款十五万元,派许启谟部长颁给。(((六七年九月,筹委会代表,包括竺师等会见财政部长敦。

　　承建商大地工程资金短绌,放弃承建,取消合约并由联马建筑公司以同价承接工程。大厦完成而於六九年秋迁入。联马公司因此工程报亏达五万馀元之钜,总会对联马公司毅然接手并完成大厦表达感激及同情。

　　总计前后募捐之款截至七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包括政府十五万元,共为五十一万五千元。(见佛总廿五周年纪念特刊33页)竺摩法师以佛总主席兼筹建会主席,领导而完成佛总大厦之建成,本身亦捐出六千元,其功绩将永志大马佛总及大马佛教史上。

　　(二) 助创马佛学院

　　竺摩法师与马来西亚佛学院是分不开的,自创院至今,法师皆一直在担任院长之职,带领佛学院走过风雨的廿多年。

　　马佛学院的创立,其宗旨是很单纯的,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便是:「提倡佛教教育,培养弘法人材」;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便是「提倡僧伽教育,培养弘法僧材」。

　　竺师本身的学路历程及所亲近的善知识,皆为提倡佛教及僧伽教育之高僧大德,虽然有传统式的,也有现代化的,但其宗旨应该都是一致的。在如此殊胜因缘熏习并成才之竺师,对於大马佛教界的现况及展望,当然是清楚的,唯有通过培养僧材人材,才能延续佛法慧命。

　　当时虽然台湾也有佛学院,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何况耗费大笔的教育费而只能培植为数不多的人材,也不是长久之计。於是本地创办佛学院的理想及必需是迫切要落实的。况且马来亚已经独立了,成为一自主之国家,佛教在我国之发展也必将趋向本土化,若过於或完全依赖留学国外,或国外僧材,终非长久之计,或许也与本土人情习俗不全相应,对於本土化之过程,可能会有阻缓之影响。

　　马佛学院创办之倡议在马来亚佛教会之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代表大会上便通过了,第二届代表大会又再提起此议案。然而基於多种因素一直未能执行。据金明法师所提,重要的两个因素是招生困难及院址难觅(见马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刊37页)。相信经费及师资也是主要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推动及宣传,发现到招生不会困难,而院址的问题也在马佛总大厦建成时获得解决。即於佛总大厦三楼的部份空间作为开办马佛学院之用途,至此而其他问题也随之而解决。於是六九年:

　　极乐寺重修大殿开光,多众来集,马佛总趁机召开执委会议,由师主持。首先提出执行办马佛学院之议案。议决:

　　(一)通过办佛学院大纲草案;

　　(二)推选筹委十一人,计槟城竺摩、白圣、真果、祥空、黄心观、吴人俊,雪州本道、镜龛,马六甲金星、金明,霹雳胜进、宗鉴;

　　(三)聘请正副院长,授以独立行政权;

　　(四)组织董事会后筹委会将解散。并选聘请师为院长,白圣老为副院长,真果老为董事长。(见〈简谱〉34页)

　　七十年三月三日

　　出任马来西亚佛学院院长,该院先办初级,中级两班,开始上课。

　　廿二日佛学院正式补行开学典礼,首由董事长和院长致词。林苍佑首席部长代表邱继圃议员致词,董事代表许平等致词,皆强调办学植材,弘法兴教之重要性;且谓全马寺院林立,都没有开办佛学院,以致佛教衰落。语重心长,闻者感动,皆知佛法慧命,寄望於佛教教育。(见〈简谱〉35页)

　　当时竺摩法师身兼马佛总主席及马佛学院院长,在大马佛教里成为组织行政上最高领导人,以及佛教学术界的代表。竺师对整体佛教的影响及贡献,更为明显。虽然不久於七二年竺师便从佛总主席一职退任,但至今能兼任二重职於一身者,再没出现过。

　　如今已过四分之一世纪,法师仍任佛学院院长一职,其实师曾向董事部呈辞多次,一方面是法师之年事渐高,有倦勤之意,一方面也想提携后进。但佛教界僧才凋零,长老们年事也高,且多数未受过如此良好之僧伽或专业教育,承担不易。中年僧因独立后不再有机会从国外聘请进来,本地也赶不及栽培,故有断层之现象。至於青年僧则尚未成大材。尤其如竺师如此杰出之僧材,不易多得。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及华人文化事业,素质皆有待提高,更遑论一直以来都相当落后的佛教界,要能吸收高素质之青年或菁英份子出家为僧,并愿意接受长期训练而成材者,真是很少的。因此法师在接班人难找的情况下,仍然勉为其难的挑下去。

　　近年来马佛学院各方面皆有长足之改进,师资阵容加强,学生素质也提高,设备也增加不少,但要找出不论学业、声望及多方面与竺摩法师等齐,而能接掌佛学院者,还是不容易的。当然事在人为,找不到最隹人选,或者适当的人选也可以选上,马佛学院应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愿不久的将来,佛学院接班延续的工作能有所安顿。

　　佛教教育是百年大计,千秋大业,只渡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马佛学院虽然也是少见的;其功绩如何,尚未能下评估,但目前在马佛学院讲授佛学之僧青年老师大部份都曾在佛学院上过课,而在外弘法,并能主持较有系统课程之僧俗青年,也大多数曾受过佛学院教育的。且在马佛学院上过课到国外留学之青年,一般上在其他学院的成绩都是不错的。因此也可见到马佛学院的一些成绩。这对创办之法师、居士,已堪可告慰了。

　　(三) 支持佛青总会

　　一九七!年七月廿七日至廿九日,来自全国十七个佛青组织假马来亚大学校园里举办一项全国佛青研讨会。於研讨会上议决解散由苏曼迦罗法师推动成立,但却因法师逝世而告冬眠的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联谊会,并於会议上成立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这在大马青年运动史上是极为重要,并具有开创新局面的大事。竺摩法师当时并未直接参与此事,但马佛青总会能延续其发展,法师却扮演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

　　事缘佛青总会成立后不久,其会长及秘书等数要职的理事,都纷纷辞职,而呈现了危机,此时竺师发挥了其影响力,因当时局势有些混乱,根据接任会长一职的傅佑聪居士回忆,当时是法师的鼓励与支持,才使他勇於接过这个任务,终而使佛青渡过一个困境。

　　在马佛青的第一届代表大会假槟城马佛总大厦礼堂召开时,法师以宗教顾问身份出席大会,并致词勉励,促请众信众努力弘扬佛法,推动佛教,使之普遍化,使佛教徒日益增加。法师一直都受聘为佛青总会宗教顾问及宗教导师,给予佛青精神上及各方面的支持与鼓励。

　　在佛青总会成长的岁月中,法师都在关心着佛青,因为法师明白佛教青年在佛教发展中的重要性,而有着健全的组织在带着青年们,较有系统及组织性的学习佛法,对於培养人才,也是重要的工作。因此也多次参与佛青主办的活动及训练课程,并致词及讲课。虽然较后期这种现象较少,但还是关心着佛青的。如佛青发动筹建普照寺佛青研修中心时,法师在闭关中也捐出一万元以支持。在佛青九十年代面对一批僧青年猛烈抨击时,法师给予佛青的鼓励及正面的肯定,包括上述的捐款行动,对於当时佛青领袖而言,真是一股强有力的鼓励,使佛青终於又渡过一关。后来佛青在八打灵SS2购置行政中心时,法师也将寿辰中信徒供养的果仪中一部份款项捐助。这些实际行动,对於年轻之学佛者,真是信心的鼓励。

　　另一方面,在佛青总会担任要职的佛青领袖也大多与法师有关系,有些是依止法师皈依受戒的弟子。我是第一位担任佛青总会长的僧青年,是师父剃度而曾给予各种方便培养的出家弟子。在我的任期内,师父知道我需要忙於佛青的会务,又得兼顾佛学院课程,以及讲堂的一些工作,因此都给我很大的方便及空间。虽然我都没有能力把工作做得很好,但却不会承受太大的压力,故还能应付。

　　今年的佛青第十三届代表大会开幕仪式时,法师以老迈之躯出席,使佛青代表深受感动。感恩於师父这么多年来,关心及支持马佛青总会的成长。

　　(四) 创建三慧讲堂

　　虽然竺摩法师在马来西亚期间,对佛教之建设及业绩,甚为重大,但观法师一生对本身的事业,却甚为淡泊。虽然至今法师住持的道场有好几间:槟城三慧讲堂,吉打巴东色海佛法林,霹雳怡保菩提心,丹绒马林佛宝林,吉隆坡宝林法苑,柔佛昔加末观音堂及新加坡佛缘林,但实际上除了五七年所建的竹园精舍及六五年建成的三慧讲堂,是由法师亲身建成的,其馀如佛法林、佛宝林、佛缘林皆是当地的信徒发动筹建的,而宝林法苑、观音堂及菩提心原本为斋庵,住持及住众由龙华或先天教改信正信佛教后,依法师出家,并请法师担任住持,领导学佛的。

　　法师的确不是雄才大略之材,虽然所具之内涵及学养皆深厚,但却是偏於文化人的个性,多重於文化层面的建设,对於外显的事业,没有雄心大略去建设;且对於组织方面的工作,也不擅长。至於佛总,佛学院等由师领导成立的佛教机构,在组织及行政上,法师着力处并不大,多是靠本身之学养及长处,讲经说法,着书立说,艺文弘法,而誉满教界文教界,进而负责领导责任,建设佛教事业的。因此法师多重以思想及文化层面上的引导,但当时僧界中之长老及居士们,擅长组织及行政的,其实也是很少的。这几乎是华人社团的普遍现象,因此许多组织纵使已经成立,在内部组织及行政上,有待改进加强的仍然很多,若要发挥其真正功能,组织之健全道路,还是相当长远的。

　　由於本身条件如此,法师无意於建设道场,只是因应时局之需而有所为。如早期应聘来菩中教书,驻锡於菩院,自不甚方便,故而有竹园精舍之购置,后因皈依信众日增,竹园不敷应用,故而有三慧讲堂之购置。三慧讲堂筹建於六二年,六四年才觅得邦咯路美国领事馆旧馆址之洋楼改建,於六五年算是初步建成,才迁入现今的三慧讲堂,过后因住众增加而有扩充之需。

　　观法师取其道场之名为三慧讲堂,可见法师建道场之意义,非为一寺院或只供信徒膜拜或信仰佛教,而是通过讲学方式,教导信徒依闻、思、修之次第证入法之实相。三慧讲堂建成后便一直扮演着此角色。弘法利生,培植人材,是三慧讲堂之宗旨。目前讲堂里设有佛法研修会,周日义校等对外弘法及接引信徒及中小学生之组织。人生佛学中心虽为独立团体而设在於此,弘扬太虚大师之人生佛教思想。印经会,图书馆之佛教文化工作,还有教育基金之设立,这些皆非大事业,但有其一定作为。而讲堂因法师当佛学院院务之关系,也成为部份男女学生的宿舍,一些学生只是暂住,不一定在此出家或服务。但法师皆给予方便住宿,免费膳食,使学生皆能安心修学。目前学院学生住宿於讲堂者,约三四十众之多。而多位学院之老师皆为法师之剃度弟子,讲堂也给予老师们方便,让老师安心教学。

　　法师的这一切建设,几乎多为佛教而有,无有个人私心在内。因此所着力处都是以外在及佛教的为重,个人事成为其次,乃至不想扩充道场。三慧讲堂虽然占地颇广,但以佛教道场而言,是不敷应用的。只是法师并无扩大之意。虽然信徒曾几次建议皆未能实行,盖法师对於筹款之为自己道场之念不强,宁可保持原状。虽然讲堂也有一些建筑之增加,但法师皆未向外募捐,皆是长期以来,以德学感召信徒虔诚供养的。讲堂每年除了地藏法会及弥陀法会等较偏宗教仪式之活动下,平时少有法会,亦不以经忏维生。法师本身有时也会担忧,恐讲堂住众多而德学不足,供养匮乏,故自用甚俭,大部份信徒之供养,不是转捐佛学院,慈善及教育机构,便都留在常住。故若有大事扩建之提议时,法师皆不愿劳师动众筹募而作罢。乃至隔邻一片地皮,也因多次迟疑,而由他人抢先购去。这使讲堂之扩建计划更不易实现,但法师已满足於此,盖法师为弘法僧,非办事僧,事业僧也。犹记得台湾蓝吉富教授第一次来马讲学弘法,借住讲堂时,一踏入讲堂之大殿,便甚为喜欢,叹为艺术文化气息甚浓之道场,可见住持之文艺修养甚高。这可以作为法师建设讲堂的风格之注脚。从此也可看出竺师弘法的风格及着力处。

　　因此对於我们这些受师父感召而出家之弟子来说,讲堂之扩建并不重要,师父一生於弘法利生之风格之延续,才是根本的。虽然我们都没有师父的才华与修养,但若众师兄弟们皆秉持师父弘法的信念,那么师父的法身慧命将延续下去。我们可以以下列之信念作为本文之总结:佛教建设为重,个人事业为次;法义宣扬为重,道场建筑为次;僧材培植为重,经忏佛事为次;总括的说:三宝为重,其他一切为次了。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六日凌晨

　　於槟城三慧讲堂本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