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有多喜好佛法？连自己的孩子也要以高僧为师

宋文帝不但礼遇供养僧尼，给予其优厚的赏赐，还使品行高尚、德业高深之著名僧尼担任其子之师，或使其子从受三戒，僧尼由此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文帝让法玻担任其第四子刘烁之丘戒师，即让法玻为刘银受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法暖，解经论，兼数术，外典坟素，颇亦披览。能在笠道生之顿悟义，文帝“赖为南平穆王烁五戒师”。他还令太子刘酿师事玄畅。据僧传记载，玄畅洞晓经律，深入禅耍，占记吉凶，靡不诚验。坟典子氏，多所该涉。又善于三《论》，为学者之宗，“宋文帝深加叹重，请为太子师。再三固让…”又前述尼僧净贤，文帝敏令其十一子刘或从受三归，即归依佛、法、僧三宝，此乃成为佛教徒之基本条件。净贤有干局才能，而好修禅定，博穷经律，言必典正。

文帝或使其子师从当时著名高僧，或从受五戒，或从受三归依，使其从小就受到佛教氛围之熏染。需要指出的是，文帝自身亦曾有受戒之想法。元嘉八年，扇宾高僧求那跋摩甫至建业目，文帝就引见劳问，曰：“弟子常欲持斋不杀，迫以身殉物，不获从志”，僧传又载：“初跋摩至京，文帝欲从受菩萨戒飞会芳寇侵强，未及咨禀，奄而迁化。以本意不遂，伤恨弥深。

”文帝初因帝王身份与持戒相矛盾而困惑，后又因求那跋摩迁化而终不能遂愿。

另，古正美通过对中国早期菩萨戒经之研究，认为“《菩萨戒经》在5世纪初叶传入中国南北方之后，其实际的作用与中国南北朝的帝王们施行佛教教化政策或建立佛国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又根据宋文帝时龙树菩萨宣扬支提信仰或弥勒佛王下生信仰之《密友书》两次被翻译（翻译者分别为求那跋摩与僧伽跋摩）之事实，推断“刘宋文帝其时的确有准备施行弥勒佛王下生信仰治国的倾向”，并进一步指出：“求那跋摩在建业除了翻译《密友书》外，还翻译了丘部菩萨戒本：《菩萨善戒经》九卷、《菩萨善戒经》一卷、《菩萨内戒经》一卷、《优婆塞五戒威仪经》一卷及《优婆塞五戒相经》一卷。

这说明求那跋摩的翻译活动的确是在积极地为宋文帝建立佛国的事业做准备，而宋文帝的确也有通过行‘受菩萨戒仪式’而登上转轮王位的想法”，只是后来外寇入侵和求那跋摩的遮然去世使其又取消了建立佛国之想法飞若此，则文帝之崇佛可谓甚矣。宋文帝喜好佛法，经常以弟子自称，虚心向高僧咨禀佛理。求那跋摩在文帝下令迎请的第八年（元嘉八年）到达建衅后，“文帝引见，劳问殷勤”，并向跋摩咨求、探讨佛教持戒的问题：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斋不杀，迫以身殉物，不获从志。法师既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

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匹夫身贱名劣，言令不戚，若不克己苦躬，将何为用。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仕女成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无劳力，则使风雨适时，寒暖应节，百谷滋繁，桑麻郁茂。如此持斋，斋亦大矣。如此不杀，德亦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方为弘济耶？”帝乃抚机叹曰：“夫俗人迷于原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至道虚说；滞近教者，则拘恋篇章。至如法师所言，真谓开悟明达，可与言天人之际矣。”文帝批评时人或迷惑于虚无之理，把至道变成虚空之说，或拘泥于眼前教义，为经典文字所束缚，而认为跋摩所言才可谓“开悟明达”，可见其对佛法义理理解之独到。

此外，文帝还热衷于昕高僧讲论佛经。史载“文帝率公卿，集午氏沮寺，听求那跋摩讲《华严·十地品》”，“法席之盛，前此未有”文帝对义解高僧空道生所立之顿悟成佛理论尤其赞赏。据《高僧传·笃道生传》，坐道生圆寂后，“宋太祖尝述生顿悟义，沙门僧粥等皆设巨难，帝曰：‘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君所屈。’”文帝认为如果笠道生还在世，绝不会为僧粥之徒所屈，可见其对佛教义理辩难之热衷。类似者又见《释慧严传》：“时颜延之著《离识观》及《论检》，帝命严辩其同异。”

此外，文帝还召请道生弟子道献入宫“申述顿悟”，《高僧传·释道献传》云：宋文问慧、观：“顿悟之义，谁复习之？”答云：“生公弟子道献。”即敖临川郡发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宫内，大集义僧，令首先申述顿悟。时竞辩之徒，关责互起。做既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帝乃抚机称快．擅解顿悟之法玻亦受到文帝的延请，据僧传，文帝“诏求沙门能述生法师顿悟义者。庚登之以法玻闻，召见玻申辩详明”，“乃赖下都，使顿悟之旨，重申宋代。”

文帝时有白黑论之争，为佛教史上一重大事件。元嘉年间，还俗沙门慧琳著《白黑论》（又名《均善论》），设“白学先生”代表儒者，“黑学道士”代表僧人，以问答体的形式，借“白学先生”之口贬抑、批评佛教，对佛教的般若空观及因果报应学说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何承天著《达性论》，以儒家的性命说反对佛教的因果论，与慧琳“雅相击扬”，“诋呵释教”，于是宗炳作《明佛论》，颜延之作《释达性论》相酬答，并与慧琳、何承天互通书信，往复辩难，全面反驳其对佛教之批评，把神灭、天命及因果报应等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弘明集》载文帝在答侍中何尚之时曾言道：“颜延年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明佛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可知文帝对当时涉及佛教教义的几个重要问题也是有一定了解的。

又据《宋书·刘义庆传》：（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太祖诏譬之曰：“玄象茫昧，既难可了。且史家诸占，各有异同，兵星王时，有所干犯，乃主当诛。以此言之，益无惧也。郑仆射亡后，左执法尝有变，王光禄至今平安。目蚀三朝，天下之至忌，晋孝武初有此异，彼庸主耳，犹竟无他．天道辅仁福善，谓不足横生忧惧。兄与后军，各受内外之任，本以维城，表里经之，盛衰此怀，实有由来之事”其中言及“天道辅仁福善，谓不足横生忧惧”，并谓“盛衰此怀，实有出来之事”，认为天道总是辅佐仁人而降福于善士，而盛衰祸福的到来是自有其产生的原因，这很有可能是受到当时所盛行的佛教因果报应理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