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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陵禅师与雍正皇帝

发布时间:2024-08-29 01:31:00作者:华严经全文网

迦陵法师是清代早期一位著名的禅僧,他青年时便投高阳寺毗庐真一禅师受具戒,后来南游参禅宗临济尊宿杭州理安寺梦庵禅师,因悟性深而超格得授衣拂法印,成为临济正宗第三十四世嗣法传人。迦陵一生的参学、演法活动范围很广,其足迹遍及江南、塞北的一些著名禅寺,先后在杭州理安、江西归宗、京都柏林、大觉和塞北的法林等寺院主方丈。迦陵法师不仅对佛理参悟独具心得,达到了圆通之境,而且能阐发微妙。有记载说他“智逞无畏,说纵无碍,辩演无上菩提以祝无量”,使听者“每于捶拂之下,不独耸耳,且乃惊心”。①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冬,他在京师(今北京)柏林寺讲法,“竟若决江河而莫之御:无一处不发人之未发,无一句不闻人之未闻;会下五、六千指,皆恍然自失,无不欢喜踊跃”。②他一生著述甚丰,有《宗鉴法林》、《是名正句》、《杂毒海》等百余卷佛教内、外典籍传世。

与同时代的一些高僧大德相比,迦陵法师的生平有其特殊的遭际,那就是在他的晚年,遇到了后来当了皇帝的雍亲王胤禛。胤禛在藩邸时,延请迦陵为上宾,时常与其省究禅宗精义,甚至引其密参帷幄,运筹夺嫡即位的机要。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胤禛出资修葺京西名刹大觉寺,并力荐迦陵主大觉寺方丈,成为该寺的“开法第一代先师”。③雍正元年(1723年)春,迦陵承新登大宝的雍正帝之令,突然辞卸寺务南游江西庐山,一瓢一笠,山居水宿,过起了放逐式的生活,后于雍正四年(1726年)示寂于归宗寺。迦陵圆寂后,雍正帝谕令迁其灵塔于京都西山,封其为“大清国师”,追赠谥号“圆通妙智”,并将其语录辑入经藏。然而,数年以后,雍正帝对迦陵的态度突然大变,竟说其品行、学问一无可取,诏令削黜国师封号,还把他的语录从经藏中撤了出来。

迦陵禅师晚年及身后的这些升沉荣辱,与雍正皇帝有重要的关系,其以一介禅僧,得与一代帝王结识,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这里面恩怨情仇,忌讳颇多,近三百年来,研究者聚讼纷纭,但个中情由,一时很难分明。

今北京西山大觉寺藏有一幅迦陵法师画像,是当年供奉于寺内“影堂”之物。这幅画像的上端,有“大觉堂上第二代继席法徒实安”题写的《老和尚像赞》一则,对于间接了解迦陵与雍正帝的关系,很能启人深思。像赞曰:

“欲要赞,只恐污涂这老汉。欲要毁,又怕虚空笑破嘴。既难赞,又难毁,父子冤仇凭谁委?不是儿孙解奉重,大清国内谁睬你!咄,这样无智阿师,怎受人天敬礼。”

很明显,这则像赞中,既有“棒喝”之语,又有愤激之言,充溢着嗣法弟子对先师结交最高权力者的“微辞”。明明谥为“妙智”,赞语却称“无智”,虽已贵为“国师”,却又在大清国内无人理睬,这就是你结交皇帝的下场!而“父子冤仇凭谁委”一句,更是事关机要,深意存焉。这句话的原意是:由谁来道出他们父子(应暗指康熙帝和雍正父子)间因传位而结怨、为仇的原委呢!

这则赞语的作者实安,法号佛泉,他随侍迦陵多年,曾助师编录《杂毒海》等佛教外典多部,迦陵圆寂后,他继主大觉方丈,成为临济正宗三十五世传人。他与其师相知甚深,对于迦陵自恃明敏善辩,参预世俗政务,颇多微辞。他著有《语录》6卷(板藏大觉寺),卷五载他于迦陵死后写的二首题为《国师勘三藏》的七言诗,论迦陵生平行事很有见地。他在诗前小序中说:“若以世谛论,国师错过三藏;若以真谛论,三藏错过国师。彼此错过且置,毕竟第三度在什么处?错!错!”在辨证的哲理中,隐含着深沉的无奈。而第一首诗,则以反语锐辞,抒写了对迦陵因聪敏而伤自身的泣血之叹,也颇堪玩味:舌尖带剑欲伤人,纵使英雄也丧身。

不是三藏暗捉败,几乎千古恨难伸!

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当年迦陵与雍正之间交往的具体细节,今天已很难弄清楚了。但通过残存的一些文献资料,尚可理出几缕基本脉络,甚至能够窥测到康、雍易位之际,缁衣黄冠密参帷幄的真实背景。本文仅就近年大觉寺发现的与迦陵、雍正有关的零星资料,结合此前某些专家的研究成果,略加阐释,庶几能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做一点基础性工作。

一、誉满禅林的一代宗师迦陵

迦陵是沈阳(今辽宁省沈阳市)人,生年不详。他俗姓李,法名性音,别号吹余,迦陵是其字,平生以字行。传说他是其母许氏梦日轮坠怀而生。他自幼明敏好学,且生得面如满月,神清气朗。他少习儒学,初受章句于性命之说,即能诘问深究义理。在成年后,逐渐厌弃尘俗,不乐世缘而长怀高行,但禁于父兄,不能遂其志。直至24岁,方投高阳毗庐真一法师受具足戒出家为僧。关于迦陵出家后参究禅理、弘演佛法的活动和直至成为临济宗的付法传人的过程,《新续高僧传》这样记述:

“真一[禅师]示以本来面目,□默参有省,辞一南游。时济洞尊宿,法席相望,音皆谒叩,多未能契。及见梦庵[禅师]于理安[寺],便入记室。庵每有垂问,横机不让,竟授衣拂。已而辞去,道经六安[寺],爱雪峰山水之胜,颇欲栖止。康熙丁亥(1707年),梦庵[禅师]主柏林[寺],寓书招之,入京分座临众勘验,真切简要,莫不推服。戊子(1708年)夏,梦庵[禅师]寂,诸山耆旧请音继[主]席,乃遁之。西山缁素复以大千佛寺敦逼,出世据座提唱,广众翘仰,为法为人,剿知刊见。于是方来英俊,奔超恐后,座前环绕三千余指。禅风斯卤,殷勤六载,得益如林。”④

据上引,可知迦陵嗣法于杭州理安寺梦庵禅师,且属超越常格而得付法印衣钵。又其出世于京都西山大千佛寺,开堂讲法时广众翘仰,一鸣惊人,使禅林大振。迦陵继梦庵出世后,未几迁主柏林寺,并再移理安、归宗、大觉三寺。雍正元年春,力辞大觉寺院事,悄然南行,隐居庐山。雍正四年秋示寂于归宗寺。《新续高僧传》这样记述迦陵成为一代宗师后的行止和“结局”:

“未几,协锡补处柏林[寺]。才及三年,而杭[州]之理安[寺]虚席以待,又往应之。方欲避酬答、憩山阿,江右许方伯兆麟以庐山归宗[寺]请为栖息之地,忻然赴之。未逾年,而有京都大觉寺之命。雍正元春,忽谢院事,飘然而南,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无定止。四方征书交至,却之弗顾。四年秋,复还归宗[寺],独居静室。凉风九月,偶示微疾,举疏山造塔事,遂段作颂,有‘此处埋老僧,不得羊肠鸟道自庚辛’之语,为后来迁塔燕都大觉[寺]先兆。以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示寂。礼亲王汇其事迹奏闻,敕赠圆通妙智大觉禅师”。⑤

以上记述虽然粗略,但据此可推知,迦陵曾两次驻锡京都(今北京)柏林寺,第一次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第二次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计4年余。因柏林寺毗邻雍正潜邸雍王府,所以迦陵与胤禛的结识与交往,即始于此时。

康熙五十五年,迦陵以禅宗付法传人身份主席柏林寺,其法事活动除开堂演法外,还继主集云堂,編著刊印佛家内、外典籍,已知的有《宗鉴法林》、《是名正句》、《宗鉴指要》、《杂毒海》、《宗鉴语要》数种。其中《宗鉴法林》72卷、《是名正句》8卷与《杂毒海》8卷,后来收入日本《续藏经》⑥。据《宗鉴法林》书前《凡例》言:“是书之会集也,始于壬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春。在塞北之法林寺。其镌板讫工也,于甲午(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夏,在京师柏林[寺]之宗鉴堂。今题曰《宗鉴法林》,识地也。”又曰:“是书初刻于京都,公案二千五百有零。二刻于理安[寺],复增入一百五十余则,共成二千七百二十则。”据上引可知,迦陵法师的大部分著作,都成书或刊印于杭州的理安寺和北京的柏林寺。

今天在北京大觉寺,藏有迦陵編著的木刻书板5种,分别为《宗鉴指要》(1卷,佛鉴序),《宗鉴语要》(1卷,侍者如纶编),《宗鉴法林》(原为72卷,间有散佚,尚存68卷,集云堂编),《是名正句》(8卷,略有散佚,宗鉴堂编),《杂毒海》(8卷,间有散佚,诗集,京都佛泉嗣祖沙门性音重编)。这些书板,应是迦陵主持柏林寺务时(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所镌,其中《宗鉴法林》、《是名正句》、《杂毒海》为重编重镌(按:以上三书此前在杭州理安寺曾刊印,并被编入日本《续藏经》中),而《宗鉴指要》和《宗鉴语要》两种,则为新编初镌,内容主要记述迦陵本人语录,还间接记录了雍亲王胤禛的一些法事活动和语录。这两种著作在雍正朝因语涉最高统治者,关碍颇多,所以镌板后,可能一直没有印行。

迦陵聪慧过人,博闻强记,诗文俱佳。他一生著述宏富,除上述5种外,尚有《十会语录》20卷、《宗统一丝》12卷。可惜,因为性音晚年的一些特殊遭遇,他留下的许多最能见其心性的文字,多已不传。

二、自称为“释主”的雍正皇帝

与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相比,清朝雍正皇帝崇信佛教的程度,似乎来的更为彻底、更为深刻。他的崇倡佛教,实际上是传统思想中“内圣外王”观念的体现。如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当朝中群臣共庆“黄河清”时,蒙古王公进觐朝贺,要求诵经祈福,帝谕:若蒙古地区因做佛事而人畜兴旺,乃是受我之赐,因为“朕亦是释主”。可见雍正不仅要当皇帝,同时还想当大宗师和大教主。

雍正的佞佛由来有自,他在《御选语录》中谈道:“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成年后,他便认真研究佛理,并交结僧衲。当时常去雍王府的有弘素法师、迦陵禅师等。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时年35岁和36岁的胤禛,在雍亲王府举行了两次法会,并进行了“坐七”等活动,邀众僧一起论说佛法。在章嘉的指导下,这位雍亲王通过了“三关”,他认为自己“明白了三身四智之理,达到了物我一如本空的境界,真是快慰平生”。

雍王府与柏林寺相去不远,雍正在藩邸和登位后先后有著名禅师梦庵、迦陵、明鼎、佛泉等主持柏林寺寺务。这些僧人几乎都与雍正有过直接的来往。雍正称帝后,对佛教的兴趣有增无减。但他担心过分崇佛和交结僧人会引起朝野的不满和议论:“恐天下臣民不知朕心者,或起崇尚佛学、轻视政事之疑”。为此,他一度疏远僧人,将潜邸结交的诸僧如弘素、性音等逐往江南,而且自雍正元年至雍正十年,宫内10年未举行过法会,自谓“十年未谈禅宗”。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忘掉禅学,在与王公大臣的对话中,常常忍不住暗露禅机。雍正帝还写过一首题为《自疑》的诗,诗中自谓是不穿袈裟的野僧,“垂裳”而治,胜过形式上遁入空门的法师:“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雍正朝后期,佛事大兴,雍正帝万机之暇,举办佛事活动是他最感兴趣的一项。他贵为天子,却起了两个佛号:破尘居士和圆明居士,以示身虽在世,心已皈佛。他自视为教主,还开堂授徒。雍正十一年春夏两季,雍正帝在宫中举行大型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法会上,雍正帝亲自说法,并收门徒。

以“释主”自称的雍正帝,有时还直接干预佛教内部事务,如任命主持、扩修梵宇、赐赠僧人封号等,大都亲自过问、圣心独断。他还利用皇权,去调解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主张“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他认为三教各有其用,也有许多共通的东西,应融于一炉,致君泽民,共助王业。

雍正帝一生参究佛理,佛学方面的著述可谓宏富。他编有《当今法会》、《经海一滴》、《宗镜大纲》、《万善同归集》、《大觉禅师录》、《禅师心赋选注》、《翻译名义选》等佛学作品,撰写了《教程法数》、《圆明语录》、《集云百问》、《拣魔辨异录》、《悦心集》、《破尘居士语录》、《御选语录》等佛学著作,在佛教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⑧作为一代令主,雍正帝沉湎于佛教很深却又不迷失自我,既勤于政事又能搞出这么多佛学著作,历数各代帝王,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三、迦陵与雍正的交往和恩怨

迦陵法师以一介禅僧,结识并受知于雍亲王胤禛,始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其原由前文已略略述过:当时雍王府举办法会,胤禛欲召高僧论道,有人举荐了迦陵。可能几番谈辩之后,互觉机缘相契,于是,在雍亲王未登大位前,迦陵便成了雍王府的一位常客。雍正在其后来编写的《御选语录》中,有对迦陵的一段追忆:“……壬辰(康熙五十一年)春正月。延僧坐七(即约请法师们静坐七天),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雍正也坐两日),共五枝香(点燃五枝香的时间)即洞达本来,方知惟此一事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性音乃踊跃赞叹,遂谓已彻元微……”即可窥见他与这位亲王关系之一斑。

在这段时间里,迦陵与雍正除了参究辨难禅理外,是否参与了夺嫡继位的策划和密议,已不得而知,但迦陵在此期间,编撰过《宗鉴语要》(上、下两卷,镌板于柏林寺宗鉴堂)一书,书中以语录体多处记载了雍亲王充溢机锋和隐喻的禅语,对于了解康熙末年胤禛的内心思想,有启示和参考价值。如:

雍亲王千秋,竖如意云:威音那畔不假,炉韝钳锤不假,雕凿裁培,直教遍尘遍刹,无不赖其辉。若有一法过于此,光明过于此,寿量过于此,我此如意端直作如意用。击一下云:今日化为轮王髻中宝珠,照耀四天下去也,为人一一点出。是眼司见,是耳司闻,是鼻辨香,是舌谈论大地人争。敢道他不知,只是不敢承当,未免辜负尊贵。一路只得借此为标准,普令遍法界,一草一木,尽截以为筹,贮于石宝中,以满其寿之量。且道,法界还赴也未?欲知赖及万方,只因化被草木。遂放如意云:不见道,尧舜之君,犹有化在。⑨

从现在已知的材料看,雍正和迦陵的亲密关系大约持续了10年左右,其热度最高的时期在康熙五十九年。当时尚在潜邸的雍正对京西名刹大觉寺“特加修葺”后,力荐迦陵性音任该寺主持。当年秋九月,雍正亲自撰文并书丹《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记》,在记文中盛赞迦陵“净持梵行,志续慧灯,闲时偶接机锋,不昧本来面目,是可主持法席而能以宏阐宗风者也……”一时间所得恩宠,可谓无以复加了。

然而,雍正登极之后,这位与新皇帝有着特殊关系,本应是宠冠京师的大法师,却突然辞卸院务,扔下诸多徒子徒孙,于雍正元年春,“飘然而南”,过起了“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无定止”的既像被放逐、又如旷野逃亡般的生活。直到雍正四年秋,才回到江西庐山归宗寺,独居静室,闭门不问世事,并于当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微疾小恙示寂。迦陵的突然南行、隐居和遽然死去,可以说迷雾重重,其举动多有令人不解之处。时人如何猜测议论,今天已不得而知,但从雍正四年十二月对内阁上谕中,似可看出一些端倪。初看雍正这番上谕,似乎满溢着君臣之义和念旧之情,并表明自己处处以大局为重,在处理政、教的关系上弃取割舍均出之于理,一切都是光明正大之辞。但如果结合迦陵晚年的实际处境,细细品味,则会感到,这番上谕用心良苦,不过是借此“说事”,借题发挥,多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用以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才是其本意。

雍正在藩邸时交接僧道,韬晦其外,密议其内,朝野共知。这一点雍正并不想掩饰,但他怕臣工们认为他会进而依靠沙门参政,所以特地表明:“以朕嗣登宝位,凡体国经邦,一应庶务,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见性明心之学,与治道无涉。”迦陵性音与其十载过从、机缘深契,雍正在潜邸时就在西山修整大觉寺供其静修,也是朝野共知之事,然而就在雍正登极甫定之日,性音却弃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势,飘然南下,瓢餐笠行,居无定止,过了近4年的有类于流放和逃亡的生活,最后悄然而逝。迦陵南行已令禅林不解,迦陵之死更让他的弟子们觉得不明不白,因此才有“纵使英雄也丧身”与“千载恨难申”之叹。雍正深知这一点,所以在评价性音“人品见地、超越诸僧之上”后,解释性音在他登极后突然出走的原因:“且若以旧邸熟识僧人,仍令主席京师,天下或以朕有好佛之心,深有未可。”又说“性音亦力辞归隐”。其实,这种解释恰恰表明了迦陵的被放逐和悄然而逝,与雍正有直接的关系。其原因不仅是深谙帝王之术的雍正在重行“狡兔死,猎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旧套,而且也是掩饰旧污、保护清名必然要用的手段。况且,这位与其交往十载的迦陵禅师,非常可能了解许多绝不应该为外人所知的藩邸旧事,甚至能详细道出雍亲王与其父康熙帝的恩怨情仇来。恰恰是这一点,也许才是迦陵被放逐并以微疾而遽然身死的深层原因。

同其他僧人相比,迦陵的下场和结局也许还算幸运:被封为大清国师,赠谥“圆通妙智”,诏在京西建塔以安其灵骨,并将其《语录》收入经藏。

可惜,迦陵死后“哀荣”并未能保持长久,过了不几年,雍正帝对其态度突然又发生了绝大的变化,一改以前的赞誉有加、恩礼备至:说自己早就发现迦陵品行有污,行为不端,以法界之人却喜干预尘俗之事,所以在登极后令其离开京城,以护佛门清规。并说性音语录含糊费解,不能有利众生,“朕从前失于检点,亦性音辜负朕恩处,着削去所赐[国师]封号,其语录入藏者亦着撤出”(见《雍正朝汉文谕旨》)。不仅如此,雍正还敕令地方官严加访查,不许性音门徒记录当年雍亲王与僧衲交往的情况,更不准将这类文书加以保存,否则治以重罪⑩。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雍正一改常态,不惜否定自己以前的“圣谕”,还承认“失于检点”,而对迦陵大加贬斥呢?是不是性音在离京师南下隐居时,曾参预世事,透露过某些有碍雍正帝清名的“底细密事”,而被雍正发现了呢?不过依迦陵的阅世之深、度事之敏,出这种纰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样会招来更大的灾祸,其后果绝不是黜封号、撤语录的惩处,削谥号、折灵塔、焚著作也许还是“皇恩浩荡”了呢!

据今天北京西山大觉寺所藏的迦陵画像、书板等相关资料,推测当时惹恼雍正的原因可能有两条:一是迦陵的语录中,有许多记录雍亲王与僧衲交往的内容,属于不能保存流传的“机密文书”,如上文提到的《宗鉴语要》和《宗鉴指要》,这类记述几乎附拾即是——雍正一经发现,能不骨梗在喉,弃而毁之?另一个原因是迦陵的弟子们为其师取祸。迦陵被逐而死,深知其因的嗣法门人能不怨恨在心?所以难免形于面或言于人。如迦陵的付法传人,继主大觉寺方丈的佛泉实安法师,在迦陵圆寂后,悲愤之情,不能自已,所以留下了不少怀念先师、讽喻世情的文字。除了本文开头所引的《老和尚像赞》和《国师勘三藏》一诗外,在《佛泉安禅师语录》卷五“佛事”一节中,关于大觉寺弟子们为迦陵做佛事的描述,捎带着语及雍正,看去沉痛悲切,实则机锋处处,颇勘玩味:

先老法师讣至,上供拈香云:超情尘,越三界,何止廓然无圣,直得心如死水。任尔狂风,纤波不动。忽闻先师讣至,不觉倒岳倾湫。非是小儿无定力,只缘恩大实难酬。先老法师二周忌,拈香云:先师知处,小子不知;小子知处,先师不知。只这不知,碎身为微尘,是实难凑泊。欲要哭,哭不得;欲要笑,笑不是……

先老法师三周忌,上供:破家荡产,起死回生。老汉惯用红线法,乌豆换人眼睛,虚空刮出骨髓。是这老汉处心狠逾虎狼。

大清雍正皇帝向天寿山头,点出人天正眼。虽然遂顾左右云:还有觑见先师眉毛长短么?千山涌出千峰秀,万古尖新万古真。

读了以上几段文字,我们也许就能明白了:雍正突然改变对迦陵的看法,不是没有原因的。纵观迦陵与雍正的际遇交往,后者虽然结局不佳,但基本上还算幸运。自古伴君如伴虎,试看历代与帝王有过亲密过从的人,有几人能金紫缠身到老,生死哀荣一世?不落得身首异处、破家灭族而能全身而退、终老林泉就是幸运了。从这个角度看,这位禅僧结局还不算十分悲惨。“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迦陵的最终被放逐和猝死庐山,也许正应了这句古语。——谁叫你知道那么多皇室内情啦!

①②(清)释佛鉴《宗鉴指要序言》,北京大觉寺藏板。

③(清)释实安《佛泉安禅师语录》卷一,北京大觉寺藏板。

④⑤喻谦味庵氏编《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二十五。

⑥《大日本续藏经》一书收入迦陵法师編著的《宗鉴法林》、《是名正句》、《杂毒海》三种。其中《宗鉴法林》编于该书第一辑第二编禅宗语录通集部。现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此书,其中《宗鉴法林》的编号为18872:576—580。中华民国36年6月上海涵芬楼影印。

⑦彭钟麟等编《清史通鉴》,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⑧迦陵《宗鉴语要》上卷,北京大觉寺藏板。

⑨参见冯尔康、许盛恒、阎爱民等着《雍正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编辑: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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