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蒲松龄笔下，放生作品数量可观，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聊斋》中有关放生的篇章多达20余篇，诗文中与放生相关的内容也为数不少，他本着宽容、包容的心态，基于对生命的充分体悟，对放生内蕴进行了主题式解读。

生的前提是放，只有当生命处于困境忧患，才有放的行为，蒲松龄借助对放生的描写，指出芸芸众生的种种生存困境。《象》中众象见狻猊意将搏噬肥者。“象战栗，无敢逃者，惟共仰树上”，似求猎人怜拯。《青凤》中耿生“会清明上墓归，见小狐二，为犬逼逐。其一投荒窜去，一则皇急道上。望见生，依依哀啼，……似乞其援。”神通广大的八大王更是为渔鳖者所获。

蒲松龄在不厌其烦地讲述放生行为的同时，也极力渲染放生后琴瑟和谐的景象，这种对放生后的情景描述往往是蒲松龄着墨最甚之处，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的放生，往往有一段深情绵渺的结果表述。如《小翠》中放生只是蒲松龄一笔带过的引子，重点展开铺叙的则是因放生带来的一系列报恩事件：小翠代母报恩下嫁恩人痴呆之子，并为之疗疾，为其家去祸。类似的篇章还有《西湖主》、《八大王》、《小梅》、《花姑子》等。《诗经·卫风·木瓜》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踞。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聊斋》放生回报是投桃报李、互示友好的表示，是“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利义关系的诠释与注脚，也是“人生业果，饮啄必报”善恶果报观念的积极反馈。

蒲松龄放生主题文化溯源

明清时期人们对放生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放生现象蔚为大观，蒲松龄是其中的佼佼者。纵观《聊斋》的放生作品，前人历来的放生思想、题材类型以及作品的艺术表达方式等，皆给蒲松龄的放生描写以种种滋养。首先，蒲松龄积极吸收儒家“恻隐之心”，“仁者，浑然与物同体。”释家“上及人伦下沾蝼蚁，但能救死，无不放生”思想，积极宣扬仁人爱物。如耿生怜见被犬逼逐的小狐，对之“提抱以归”(《青凤》)。王六郎以“仁人之心”“怜抱中儿”，救投水妇人性命(《王六郎》)。

蒲松龄在对传统同类放生题材因袭继承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超越与创新意识。首先，对生命关怀的角度与程度不同。前人多基于生与死的两极对立从恻隐之心、慈悲之心、政治功能视角对生进行观照，而蒲松龄则以宽广的放生视域立足生命的终极关怀。如《赵城虎》中赵城妪独子被虎所噬，妪悲痛欲绝，啼诉于宰，虎主动投案，宰对之曰：“杀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妪止一子，而汝杀之，彼残年垂尽，何以生活?倘尔能为若子也，我将赦汝”。“虎颔之”，宰“乃释缚，令去”。虎尽赡养之责，时衔死鹿、金帛等掷妪庭中，“妪由此致丰裕，奉养过于其子，心窃虎德。虎来，时卧檐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无猜忌”。妪死，“虎骤奔来”，“直赴冢前”，嗥鸣雷动”。因宰的放生令本应为仇雠的妪与虎长期诚挚相处，而且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蒲松龄笔下的放生不只是对生命的放纵，更是对生命的充分尊重、理解与包容。其次，基于文体的演进，前人放生作品大都叙述简略，风格质朴、板滞、程式化，缺少艺术加工。而蒲松龄则极力渲染、铺陈，笔致细腻，情节迂回曲折，放生对人既是情感的洗礼，也是一种文学上的审美观照，读来是一种艺术享受。如同是龟鳖放生故事。《续异记，刘沼》记载中山刘沼，“灶里得一龟”，“放之于娄湖”，《聊斋》中《八大王》说渔鳖者献巨鳖于冯生，生以其状异，放之。两篇作品叙述方式、情节相似，皆用直叙、顺叙方法，写人对物的放生。但《续异记》以“俄迁秣陵令”嘎然而止。而《八大王》则是一系列精彩婉转华美的故事，得宝、娶妻，翻空为奇，令人耳目一新。再次，与前人相比，具有平等思想的蒲松龄本着开放的放生观，更注重人与异类近距离的亲近与亲呢。如《酒友》中车生不以狐为异类，没有加以伤害，反而与之共寝，引为糟丘之良友。这既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功利性放生，也不同于魏晋六朝小说出于敬畏膜拜的放生。

蒲松龄放生主题地域溯源

淄川古属东夷，自来民风“敦厚阔达”。范哗在《后汉书·东夷列传》指出：“《王制》云：‘东方日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通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朴素的言仁好生观念，在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中渗入了浓烈的伦理与情感道德因素，人们“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种“泛爱众，而亲仁”的精神气质在明清时期对待放生事项上尤为明显。唐梦赉(1627～1698)“生性好善”，“曾于城西傅家湾两河汇流处做‘放生矶’”，“与朋友们经常在此向河内放生”。在他影响下“两河上下数里，再也无人捕鱼。”《淄川县志》更记载了诸多有关放生的诗篇，如“直钩断网属仙家，总启渔矶罢钓槎。”“记向西湖学放生，莲池遗教几个行。双湾化作菩提水，大地江河总有情”等。蒲松龄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多持放生理念，如亲家高珩子“嫩柳滩头携簟坐，游鱼数遍放生矶。”描绘了放生矶人鱼和谐相处的画面。放生主体与放生客体的生命世界灵性沟通协调融合，展现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与跨类的生命和谐。“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人”三才，人的生命与价值最值得重视与关注。朝廷围剿胶东于七起义，滥杀无辜，唐梦赉为之向山东总督建言，使不少百姓免于刀兵之祸。蒲松龄记日“唐子西世务咸通，得献筹于借箸。于是掠禁为严，肤功立奏。纵俘擒之弱息，欢噪孤城；拉哑叱之娇婴，还归故里。”有清一代获赠康熙“半副銮驾”殊荣的邱璐(1620～1682)，任“扬州府江防同知，捐资制放生船。

淄川重生重义的地域文化氛围深深影响着蒲松龄对生的珍惜与维护，淄川浓厚的民俗信仰也影响着蒲松龄爱物爱民的放生创作。就地理位置而言，淄川四面环山，庙宇遍布，青云寺、宝塔寺、龙泉寺是其中最著者，蒲松龄文集中提到的寺庙还有水月寺、游龙寺、大悲庵、玉溪庵等。一般寺庙都有放生池，在规定的日期进行放生。

佛经《禅门日诵》记载：“每年的十月初八称为大涅盘日。在过去无量世中，众生于此日曾发生极大的灾难，死亡的人数无法计数。所以在这一天中，若能吃素、行善，可以得到诸天神圣的护持。吃素一天，等于吃素一年的功德；放生或作善事一元即等于一千元；若是说一句好话，等于说一千句好话。同样地，若是骂人一句，就等于一千句。”蒲松龄在杂著中也谈到了十月初八涅槃日放生情况，“此日放生一个，比常日有十千万功德，此日作一罪业，比常日有十千万罪业。”蒲松龄熟悉放生民俗，在《放生池碑记》、《放生池成喜赋》等文章中，在《聊斋》中，对放生果报“一饮一啄，善恶必报”的书描比比皆是。

蒲松龄积极吸收儒家仁者爱物爱民思想，释家大慈大悲放生内核，有效借鉴前人放生题材、放生模式，并在淄川爱物重生的地域氛围民俗信仰影响下，创作出蔚为大观的放生作品。这些放生作品是他现实人生体验的投影，是他仁心爱人的一贯表达。对蒲松龄来说，人与万物生存的世界虽有不如意的地方，但仍应“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只有对这个共同体中生命的关怀与救助，只有对这个和合共生的共同体给与足够的尊重与爱护，“人才能获得人之本质，才能作为绽出的生存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走上一条本真本己的生存之路”。放生作品不只体现蒲松龄对生命的关注，也表达了他对生存、对生活、对物际、人际关系的态度与理性思考，彰显着他独特的人生价值观。作者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