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出版业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行业,也承载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当西方的机器印刷加快了出版现代化进程之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出版的征程。继商务印书馆开办之后,1912年1月,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陆费逵先生在上海创办了中华书局。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中华书局在其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虽经历了几度风云变迁、几度商海沉浮,但始终不改初衷,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出了难得的文化自觉和执着的文化追求,始终致力于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推动中国的书业进步、教育进步、社会进步入手,在开启民智、传播文明和传承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确立了在出版界、学术界、知识界和教育界的主流地位,得到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赞誉,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继往开来、守正出新的百年老社,不但给我们留下中华书局传之久远的经典图书,而且为我们出版界创造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她的精髓有四点:

一是正确的办社方向,秉承开启民智的办社宗旨,在推进国民教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百年前,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先生这样描述出版事业:“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用教科书革命”的口号,辛亥革命胜利后率先在全国出版发行以全新理念编写的《新中华教科书》,改变了中国一千多年只背“四书五经”的教育体系。中华书局出版的500余种新式教科书满足了当时进行教育改造的急需,既为中华书局赢得了口碑,也为日后的发展出版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方面,中华书局陆续编辑出版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如大型工具书《中华大字典》和《辞海》,我国第一部现代排印本古籍整理丛书《四部备要》,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号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此外还编辑出版发行了《新中华》、《中华学生界》、《中华妇女界》、《小朋友》、《中华故事》等40余种当时影响广泛的刊物。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6000余种,涉及教育、学术、自然、文艺、古籍、少儿等多个门类,在各地设立了50多个分支局,1000多家分销处,成为我国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品牌出版企业。

二是明确的出版职责,恪守传承文明的历史责任,致力于整理中华经典古籍,为民族文化的积累和学术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和古籍整理工作。1954年公私合营后的中华书局,按出版总署的专业调整要求,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籍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相关学术著作的专业出版社。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加快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先后八次作出批示和指示。周恩来同志直接组织专家落实相关工作,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安排齐燕铭、吴晗等同志直接领导。经中央批准,中华书局从1958年开始,成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事机构,承担国家级古籍整理项目的编辑出版任务。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由中华书局组织整理、编辑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清史稿》,被公认为新中国最重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的版本。此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中华大藏经》、《甲骨文合集》等经典文献,以及“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新编诸子集成”、“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此外,《汉语方言大词典》、《王力古汉语字典》等重要工具书和《文史知识》、《中华遗产》、《中华活页文选》、《书品》等期刊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奠定了中华书局在中国传统古籍和学术著作出版上的领军地位。

三是坚定的精品意识,坚持守正出新的出版理念,充分发挥专业品牌优势,在弘扬和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独树一帜。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华书局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搞活机制,摆脱了实力不足的困境,焕发了新的活力。根据出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精品兴社之路。始终坚守古籍学术出版高地,坚持“高精专新”的出书标准,紧紧围绕传统文化的根基,拓展和延伸面向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基础读物和面向市场的文化普及读物,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市场占有率和经济实力出现了质的飞跃。近年来,中华书局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为目标,组织实施了“二十四史”点校本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出版了《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太平寰宇记》等一批代表当前古籍整理最高水平的图书。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史》、《顾颉刚全集》、《唐长孺文集》等一批历史、学术著作文集。同时,在经典通俗化上大胆探索,“正说”历史系列、《于丹〈论语〉心得》和“中华经典藏书”精选系列图书的出版,引领了大众图书阅读的新风尚,畅销国内外,在弘扬和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

四是自觉的人才强社,发扬人才第一的优良传统,广结学术情缘,团结一批名家、名人、名编辑共同铸就了中华书局在文化界、出版界的重要地位。出版品牌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华书局创立以来,以共同的社会责任意识、共同的学术求实精神聚集和吸纳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共襄盛举。建局之初,中华书局就聚集了梁启超、于右任、谢无量、叶圣陶、朱自清、徐悲鸿等诸多知名作者和范源廉、舒新城、马君武、张相等一大批学者型编辑大家,我们党的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李达、潘汉年、茅盾、田汉、郭沫若等都曾是她的作者或编辑,这些名家的深厚学养和先进思想对中华书局的迅速崛起发挥了重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以金灿然、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周振甫、李侃、赵守俨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编辑出版家更是不计个人得失荣辱,执着追求精品力作,使得中华书局在出版和学术上始终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顾颉刚、陈寅恪、陈垣、吴晗、范文澜、汤用彤、白寿彝、钱锺书、季羡林、任继愈等也与中华书局结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中华书局既倚重于这些学术名家而提升了自身的学术品位和品牌价值,同时一批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因中华书局的精校细刊而得以更广泛地传播。从上世纪90年代国家开展出版物评奖以来,中华书局获奖图书累计560余种,“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获奖数量在全国出版社中名列前茅,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中央直属机关文明单位”、“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等众多荣誉。

一百年来,经过中华书局历代出版人的探索和奋斗,共同铸就了中华书局的品牌,树立了中华书局的形象,成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旗帜和学术文化出版的典范。中华书局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作为我国出版企业的优秀代表之一,中华书局见证了一百年来我国现代出版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对中华书局百年历史进程的回顾,也是对中国现代出版事业辉煌成就的回顾和总结。

今天,我们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描绘了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宏伟蓝图。我们新闻出版界要把握好国家大局,抓住历史机遇,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把六中全会的精神落到实处,为建设国际一流的新闻出版强国而奋斗。

一是要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人文精神博大精深,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华书局作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权威机构,要充分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抓住民族文化的主脉,以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为念,对历史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要继承和发扬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努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要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丰厚的传统文化进行梳理挖掘,存真去伪,推陈出新,不断发扬光大,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自觉成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

二是要始终坚持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努力编辑出版传世经典。文化精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新能力和创造水平,精品纷呈、佳作迭出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不断推出与我国文化历史、国际地位相匹配,能够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精品,使我国的文化百花园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使广大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是出版界义不容辞的责任。百年中华书局为人民奉献了许多流传久远的精品力作,化育了几代知识分子。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中华书局更要继承和发扬务实求理、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努力在文化传承上有新的突破,在学术水平上有新的超越,推出更多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检验的优秀作品,出版更多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经典,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

三是要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发展的活力。深化改革、推动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不竭动力。要牢固树立改革意识、发展意识,努力形成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力,增加企业发展的内在活力,真正把改革的成果变成发展的强大动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使中华书局这个百年品牌成长为真正能够面对各种挑战、应对各种风险考验的合格的市场主体。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大力推进出版物题材、风格、表现形式的创新,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走精品之路、品牌之路,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不断增强出版产品的吸引力、感染力。要适应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新形势,抓住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新机遇,积极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紧紧依托中华书局丰富的内容资源,积极开发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多介质出版业态,大力推进传播手段创新,形成新业态,抢占新阵地,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辐射力。

四是要始终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提高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文化“走出去”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影响力问题,更是中华文化的发展空间问题。中华书局历史悠久,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强国际影响力。要抓住国际社会研究东方文化、了解中华文明兴趣不断增加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品牌特色和资源优势,加强与国外知名文化机构的合作,广泛利用各类国际书展等平台,认真总结《于丹〈论语〉心得》等图书海外推广的成功经验,推出更多代表中华民族永久记忆乃至世界永久记忆的出版物,积极推出更多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独特魅力的出版物,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五是要始终坚持人才是文化生产第一资源的铁律,努力培养更多的出版家、编辑家。文化经典的形成和发展,要靠一代又一代优秀作者、编者、出版者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我们要努力做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营造有利于充分调动出版工作者积极性的氛围和环境,使优秀人才创造有广阔空间、才华有展示舞台、贡献得到社会尊重。要积极探索人才培养和发展机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关心人才、爱护人才,重视发现和培养出版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适应文化“走出去”需要的国际化人才。中华书局百年历史上曾经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希望大家不负历史的重托,善于学习、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努力成为既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又具有高超学术水准的出版家、编辑家。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柳斌杰此文为作者3月22日在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本报有删节)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