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向来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是全国最有文化底蕴的省份之一。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浩荡流淌着绵亘万里的黄河，这条母亲河孕育繁衍了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山西，这方地处黄河中游的沃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千百年来，演绎出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积淀了丰盈厚实的文明内涵。发生在山西河东大地的涿鹿之战，由黄帝族兼并了炎帝族、九黎族等部落，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神农氏在河东、上党尝百草、尝百谷，开创了华夏民族由游牧、渔猎时代向农业时代转变的新纪元。山西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山西的南部，这说明山西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早在一百几十万年前，山西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了原始人类，山西芮城县西侯度遗址，就是众所周知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它与迄今发现最早的元谋猿人同属于一个时代。考古专家在西侯度村发现了数十件人类早期使用的石器，特别是烧骨的发现，使西侯度闻名世界，此前考古学家只知道北京人会用火，而西侯度人把用火的历史一下推前到了180万年前，这在我国目前还绝无二例。十万年以前的山西人，已经有了比较集中聚居的村落，山西襄汾的丁村文化和阳高县的许家窑人类化石及其遗址表明，那时的汾河两岸和雁北高原，曾是他们生息繁衍的地方。传说中的原始部落领袖尧、舜、禹都曾在这里建都创业。相传唐尧时有一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就是我国最早的诗歌《击壤歌》。至今在山西临汾市东北的康衢庄，古时的“击壤台”依然可见。
　　山西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同样，在佛教史上，山西也因寺塔林立，名僧济济被世人称为佛教重镇。自佛法西来，翻开山西悠久的文明史册，每一页无不弥漫着佛教神圣的浓浓香火；回溯山西的历史进程，每一步都伴有佛教虔诚的精进足音。在山西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村村有寺，寨寨供神，真可谓“山当曲处皆藏寺，路欲穷时又遇僧”。佛法初来，山西的崇山峻岭间便留下祖师行脚弘法的佛踪道影。东晋初年，西域神僧佛图澄至山西蒲州（今永济县）等地弘法，继以道安在壶关山中隐居，又在太行、恒山建寺立塔，弘宣法化。此期还出现了西行求法的法显和莲宗初祖慧远等一代高僧。三晋大地，法海横流，佛光普照。从此，便有了居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名闻天下的云冈石窟；有了中国现存最古的木构建筑南禅寺大佛殿，荟萃自北魏后历代建筑于一寺的佛光寺；有中国现存最完整的辽金寺院建筑群大同华严寺和善化寺，惊险奇绝的北岳恒山悬空寺；有中国现存最古最高的木构塔式建筑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号称“中国明代彩塑艺术博物馆”的平遥双林寺；有享誉***的净土宗祖庭玄中寺，国内少有的沁县南涅水石刻造像；有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的复刻本《赵城金藏》，有应县木塔中的辽代写经，太原崇善寺收藏的种类繁多、保存完好的3万余卷经书；有繁峙岩山寺金代壁画，稷山县青龙寺元代壁画；有轰动***的五台山佛乐。山西境内现存古建筑1.8万多处，其中辽金以前木结构古建筑有106处，其中唐代4座、五代3座、宋辽金时期99座，占全国同期现存总数的72.6％，有石窟300多处，古塔580余座，彩塑12712尊，其中佛光寺唐塑、晋祠宋塑等堪称国宝；现存东汉以来古壁画2.5万平方米，精美绝伦且风格各异，寺观壁画数量居全国第一。可以自豪地说，山西确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宝库。在最近公布的第六批千余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西省有152处，占总数的14.1%，总数比排在第二位的河南省多出82处，在全国引起极大关注。
　　山西之所以能留存有众多的佛教文化遗迹，主要应归功于历代祖师的辛勤营建和朝野善信的悉心护持。当然，山西与佛教的这一份缘分，自有其独特的因缘，我想首先谈谈山西的特殊地理环境。天行有常，天行无常，在此有常与无常的轮回交替中，造就了山西大地上的奇山峻岭、雄关险隘。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对山西形势有一段经典性的概括：“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砥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篓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唯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山西东有巍巍太行山作天然屏障，西、南以潺潺黄河为堑，北抵绵绵长城脚下，因外河而内山，故有“表里山河”的美称。山西这一襟山带河、自然天成的独特形势为自己赢得一方自成气候、相对独立的天地。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周而复始的不断裂变与重新组合中，山西地位举足轻重。得山西者得天下，天下视山西而定。春秋之际，晋国奋发图强称霸中原百余年，秦始皇剪灭群雄、四海一统的局面，取决于发生在山西上党地区的长平之战。五胡十六国始于山西，止于山西。太原一向被称为“龙城”、“霸府”。当隋炀帝杨广派李渊镇守太原这块“龙兴之地”，李渊却利用太原起兵反隋，建立了亘古辉煌的唐王朝。唐末宋初的53年间，先后有5个王朝相继称霸中原，争夺天下。而五代嬗替的契机就在于得山西者胜。宋太宗在攻克太原城后，纵火焚烧，“万炬皆发，官寺民舍，一日俱尽”，毁掉了太原城，其实也就毁掉了一道坚固的屏障，日后在金人征服中国北部的过程中，太原的陷落便宣告了北宋王朝的结束。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后，东渡黄河，经禹门口进军山西，在宁武关大败明军后，势如破竹，直捣京城北京。后来的阎锡山也正是利用山西独特的地势，只须将进人山西的铁轨修窄一些，便安然成就了他“山西王”的霸业。山西是最为适宜培植独立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土壤。如今遗存的最早的木构建筑南禅寺，正是因了这种封闭独立的小空间，而获得生存权的。山西山高路远，自古交通不便，这阴错阳差的不利条件却难得地为山西保留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迹。此外，山西山环水绕独特的少风灾、少水灾的地理环境也为保存古迹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此外，山西佛教文化的一脉相承、灯灯续焰除了独特的地理环境外，更多地与山西深厚广博的人文环境有关。从人文环境来看，山西自古人文荟萃，文运昌盛。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养育了一代代得山水灵气的文人士子，源远流长的三晋文化培养了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中国文化先师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子夏在西河（今山西河津县）设教传诗，至今子夏讲授《诗经》的“文学书院”遗址尚在。《全唐诗》有名有姓有籍贯可考的7 5 8位唐代诗人，山西藉的诗人占有82位。其中有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王勃，写出“阳关三叠”的王维，有一生创作3 8 0 0首诗的白居易。山西文人中还有荀子、郭璞、裴松子、王通、柳宗元、温庭筠、司空图、司马光、元好问、傅山、罗贯中等为山西文化史写下浓浓的一笔。在这种文风法统、一脉相承的氛围下，三晋大地自然会形成一种文化的自觉，这种自觉表现出的便是对外来文化移植、吸收、升华的一种文化襟怀。佛教超然脱俗的气韵和悲情沉潜的情怀怎能不打动这些拥有真性情的三晋英才呢！无怪自称“摩诘”的王维被人奉为“诗佛”，“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佛教与士大夫的关系实质是一个佛教能否为社会主流文化层认同、接受的关系。
　　在三晋文化中，表现最为活跃的文化因子是大漠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冲突交融，这对山西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古山西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处的地区。伴随着中原地区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如潮水般的南下，与中原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山西就恰恰处在中原古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毗邻山西的鲜卑、匈奴、契丹、羯等部族大多“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由此，战马驰骋，胡笳悲鸣，演绎了一出出大漠游牧文化与河东农耕文化交融汇合的悲喜剧目。在“战国七雄”中，正是由于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等一系列***改革而日渐强盛，成为当时唯一有力量与“虎视何雄哉”的强秦抗衡的国家。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族，后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政策，改汉姓，着汉装，说汉语，鼓励与汉人通婚，国力强盛。文化的渗透力量是原始而巨大的，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碰撞冲击中激发了蓬勃旺盛的生命激情。三晋大地是中原文化的摇篮，也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咽喉之地。长期以来，北方少数民族挟带着大漠朔风，策马扬鞭，云集此地。因此，大凡少数民族为王称帝的都兴起于山西。建立北齐的高欢父子是鲜卑人的后代，他们高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玉壁城，正是在山西稷山县城西南6公里的柳沟坡上。又如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后汉刘知远无不是依托山西而争得天下。其实，山西佛教的第一次辉煌，正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巡礼于山西的崇山峻岭间，许多寺院皆始建于这一时期，如大佛寺、悬空寺、觉山寺、玄中寺、双林寺、法兴寺、金灯寺、青莲古寺等。仅五台山一地，北齐造寺即达二百多所。此期的石窟造像更是多得不可胜数，著名者如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南涅水石刻造像，武乡北良候村北齐石刻造像等。令人感叹的是，就是在这样动荡的战乱年代，三晋大地都营造了这么多的佛寺石窟，这确实值得佛教文化史专家去认真探究。从其表面现象看，在此变幻无常的战乱当中，人们雕刻造像从中足以表达他们希冀通过这种功德，祈求现世安稳和未来幸福的心情，同时也反映了此期佛教作为国家宗教的传统。

如果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其实可以更深切地体察到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态势。南北朝以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正统的儒家经学被冲击得荡然无存，九品中正制的等级观念在残酷杀戳的现实面前也束手无策。显赫一时的皇室贵戚，曾几何时，已灰飞烟灭，“昔日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而在晋朝作人质的刘渊反倒成就了一番帝王霸业，羯族人的后代石勒更以一介奴隶成为后赵的开国之主。尽管当时“华夷”之辩仍作为一种民族心理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但眼前“胜者王候败者贼”的无常格局又形成一种多元的文化价值取向。所以，一方面少数民族统治者不在沿用儒家的“正朔”之说，而公开宣称“佛为戎神，正所应奉”。另一方面，在儒学衰退、玄佛兴盛的文化背景下，又历史地将错就错地把当时已在社会上广泛传布的佛教奉为正统思想，并改造成为具有典型北方特色的佛教。所以当时的崇佛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统一的思想基础。这种矛盾的文化选择观和洒脱的无常思想为佛教提供了无比宽松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
　　山西是一个佛教大省，同时自古以来又是商业发达的地方，晋商曾是“海内最富”，二者之间其实有着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深厚联系。在山西这块黄土地上，民众一直在探求着一条生存之路，这种探求既有精神家园的寻觅，又有现实物质生活的建构。史载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自然条件并不好，那首撼人心肺的民歌《走西口》便生生唱出了山西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不易。最贫瘠的土地最易生长宗教的花朵，最苦难的心灵最易萌动致富的欲望，信佛与经商看似两个不相干的极面，在山西人这里化为一种世代追求永不泯灭的理想和执着。生活的极度贫困导致对精神生活极致的赞美和夸张。佛教成为无情世界的感情，成为山西民众永世难忘的梦。同样生活的极度贫困，使“走西口”的哥哥，抖落一身尘土，带着黄土地的淳厚，堂堂正正地步人睨视海内的一代财雄之列，山西也就拥有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所以，本以生存为初衷的奋斗耕耘，最终收获的是灿烂的佛教文化和富甲天下的果实。早在春秋时期，山西已出现自由商人，在运城经营牧业、盐业的猗顿，成为“富拟王公，驰名天下”的一代富商。从汉唐至明清，长城内外的物质交流，大都由山西商人进行。晋商不仅执国内商界之牛耳，且称雄于世界市场，以致传言“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的足迹。”连马可·波罗都称赞山西“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此外，宗教的神圣崇高就在于一份虔诚的情怀，经商靠的也是一种“童叟无欺”的信义。若论山西佛教文化和商业文化血脉精气相融合的契合点，莫过于看山西人的“关公”信仰。关公的人格形象是忠肝义胆、诚信磊落。他以勇立功，以忠事主，以义待友，可谓大义参天，精忠贯日。这一万极人世的人格形象深深浸润着中华传统儒、释、道文化的理想精神。基于此，佛教更将其奉为护法神，商界则称其为财神，二者对关公的崇拜，都在于关公身上所体现出的信、诚、义。至今在山西解州的关公故里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关公金秋大祭。过去，山西人每至一地经商，一旦发达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修建关帝庙。山西商人最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众多的票号并无法律来约束，面对如许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的放纵习气，而是制定了严格的“号规”，如“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等。一个票号经理李宏岭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山西人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忠义笃厚的人格、豁达雍容的气度、广施博爱的襟怀，又怎能说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佛教和商业文化的社会环境没有关系呢?